迷糊圣人

“义”为“侠”之灵魂—兼论《三侠五义》的侠义结合

作者： 刘坎龙


摘要：


侠义小说强调的是“义”，没有“义”的内在观照，“侠”之行动的破坏性会更强，其形象是不完美的。通过对历史存在之“侠”复杂性的分析以及“义”之宽泛内涵、“侠”“义”结合过程的阐释，可以看出，《三侠五义》是“侠”、“义”结合的典范。《三侠五义》中侠客行侠仗义有两种模式，其形成既与历史上的“侠”相关联而又有所演变。

关键词：

历史之侠；《三侠五义》; 侠义结合

“侠”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还是作为一种文学形象，都是复杂多面的，再加上不同时期的发展与演变，使这种复杂性更加突出，因而学术界对“侠”的评价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我们要较为准确地把握小说中的“侠”形象，就应进行必要的辨析。


我们认为，就小说而言，侠义小说与武侠小说不能完全划等号。虽然它们都重在写“侠”，但武侠小说强调的是“武”，侠义小说强调的是“义”。在“侠”的身上，“武”只是条件，“义”才是核心，没有“义”的内在观照，“侠”之行动的破坏性会更强，“侠”的形象是不完美的。从“侠”的社会救助功能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看，人们渴望“侠”与“义”的融合。纵观历史存在之“侠”以及小说作品之“侠”，并不是都与“义”紧相结合的。在儒家思想与民间意识的双重影响下，《三侠五义》的出现对侠进行了重新演绎与阐释，“侠”与“义”达到完美结合。


一、历史存在之“侠”的复杂性


侠首先是历史现象，然后才是文学现象。历史上的侠产生于春秋战国，汉代仍有存在，《史记》,《汉书》中有记载。由于侠不遵守礼仪纲常而遭到大一统专制政权的打压。班固而后，历代史家已经不再为游侠作传。侠便进入文学作品，主要活跃在诗歌与小说中。


对历史上的侠既不能简单肯定，也不能简单否定，要进行辨析。“侠”的概念最早见于《韩非子 。五蠢》: “ 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”，① 同时韩非在《五蠢》中还批评了王公贵族“养游侠私剑之属”、“群侠以私剑养”的社会现象。 韩非子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，从维护君主统治、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，针对游侠行动的破坏性而予以否定，但并未涉及游侠的精神品格。最早对“侠”进行全面阐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，他在《史记 游侠列传》中说：“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;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盖亦有足多者焉。”② 在这里司马迁对“侠”行为的破坏性也有所认识，即其行“不轨于正义”，而更多的是对“侠”的精神品格以及道义的高度赞扬。 班固在《汉书 游侠传》中说：“列国公子，魏有信陵，赵有平原，齐有孟尝，楚有春中，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，鸡鸣狗盗，无不宾礼。”又说：“及至汉兴，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。是故代相陈稀从车千乘，而吴潺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。布衣游侠剧孟、郭解之徒，驰鹜于间阎，权行州域，力折公侯。” 认为游侠 “以匹夫之细，窃生杀之权，其罪已不容于诛矣飞同时又说 “观其温良泛爱，振穷周急，谦退不伐，亦皆有绝异之姿。”（《汉书》卷九十三）③ 班固对 “侠” 的态度与司马迁大同小异，但批评更多—些。


我们结合韩非子、司马迁、班固的相关记载与论述，便会发现作为历史存在的侠既包括“平民之侠”也包括“豪门之侠”。“豪门之侠”又可分为两类，一类是与最高统治者在目标上一致的，如战国四公子；一类是 “养私剑” 危害君主统治的。实际上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。游侠列传》中说“余悲世俗不察其意，而狠以朱家、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” 即已指出其差异。我们认为韩非子所论，侧重的是“以私剑养” 的豪门之侠，这些效忠于“私门” 的武装力量对大一统的社会秩序具有破坏作用，所以韩非极力反对。司马迁所论主要是平民之侠，所赞扬的是平民之侠的道义与品格，如“而布衣之徒，设取予然诺，千里诵义，为死不顾世，此亦有所长，非苟而已也。”（《史记。游侠列传》）班固是二者皆论，基本观点与司马迁相同，但批评色彩更浓。关于豪门之侠的不法及其破坏性在《汉书》中多有记载。如《灌夫传》：记载灌夫“不好文学，喜任侠……宗族宾客为权利，横颖川。”(《汉书》卷五十二)《赵广汉传》记载：“ 新丰杜建为京兆椽……素豪侠，宾客为奸利。”(汉书》卷七十六)凡此种种，皆为地方所患。由此可见，历史存在之“侠”是复杂的，对其评价也不一样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即：受到指责的 “侠” 是因为少 “义” 受称赞者则因为有“义”。 如以历史存在之 “侠” 的特点观照《三侠五义》，就会发现《三侠五义》中的“侠”既有着历史的影子，又有所发展演变，容后文详论。

二、 关于“义”的含义


先秦诸子对“义”已有不同论述，后世又多有演化、引申，故而使“义”的内涵非常宽泛、纷杂。我们认为，对《三侠五义》影响最深的是儒家之义与民间之义。


儒家典籍多处谈到 “义”。《礼记》中说：“义者，宜此也”；④ “义者，天下之制也”；⑤ “理者，义也”， ⑥ 这里的“义” 既有“应该”之意，也有“纲常秩序”之意。《论语》中讲“义”颇多，其基本意为正当、合理。诸如“君子以义为质”，⑦ 《论语。卫灵公》) “君子以义为上”， (《论语。阳货》)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(《论语。里仁》) 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”，(《论语。里仁》筹等。显然，孔子把 “义” 视为一个人立身的根本与行事处世的准则。孟子所说：“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”，⑧ (《孟子。公孙丑》)也认为“义”是做人的道德标准，同时孟子又强调“舍生而取义”，(《孟子。告子上》这就在道德标准的基础上，突出了使命感和责任意识。在儒家看来，“义” 是个体人格的伦理规定，是一种源自于道德的心灵制约。儒家之 “义” 又往往与儒家之 “道” 相连，儒家之“道”为“仁”，“仁”之大端即 “爱人”，包括济人、助人。所以，儒家提倡 “仁”、“义” 并为此而不惜生命的思想，直接培育了“侠”对于弱者的“温良泛爱”，以及重义轻生、不爱其躯的侠义精神。


民间之“义”，也有不同层次、不同种类。如献血为盟、拜天祭地的结义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；不分青红皂白、知恩图报的 “江湖义气” 等等。总之，“儒家之义”多与整个社会利益相关联，是为国为民；而“民间之义” 更多与生命个体相关联，往往是一己之好恶。凡此种种，在《三侠五义》中都有反映。

三、“侠”与“义”的结合


将“侠”与“义”相提并论早在汉代就已出现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。游侠列传》中说“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”；另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又说游侠“救人于厄，贩人不赡，仁者有乎;不既信，不倍言，义者有取焉。”太史公这里两次谈到义，但可看出，在司马迁眼里“正义”与“义”是不同的，前者取《礼记》“义者，天下之制也”之意，后者取《礼记》“义者，宜此也”之意，前者就 “侠” 的行动而言，指出其破坏性，有否定的意思；后者谈 “侠” 的精神品格，则为明显的赞扬。应该说司马迁所以看重 “侠”，正在于其 “仁” 和 “义” 。司马迁对侠的认识虽然是就汉代游侠而言，但已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小说中“侠”的精神特质和行为观念。

但当我们审视后世小说中的侠形象时不难发现，侠的形象其实是很复杂的，不同时期的“侠”与“义”的结合程度或者说对“义”的体现是有所不同的。就小说而言，唐传奇之中出现的侠客，多行刺客、侠盗、复仇之事，已奠定后世侠义小说情节的基础。如《聂隐娘》、《红线》、《贾人妻》、《崔慎思》, 《谢小娥传》、《车中女子》、《潘将军》、《田膨郎》、《侠盗》等。但其行刺、复仇的故事，往往异常惨烈，令人不忍卒读。比如，聂隐娘师傅教其刺杀大僚时连小儿也不放过，“先断其所爱，然后绝之”⑨ ；贾人妻报得冤仇之后，带着盛放人首的皮囊逾墙而去，不多时又回，说要哺乳婴儿，“就抚子，俄而复去，挥手而已。立回灯寨帐，小儿身首已离矣。”⑩ 。 聂隐娘仗义行侠理应褒扬，但惩罚不论轻重本末，显得有悖仁义；而贾人妻的杀子绝念，更是十分残忍。这些残酷嗜杀既不符合儒家观念，也是平民百姓所不乐于看到的。因此，人们渴望用儒家的价值取向和民间平民的愿望对 “侠”进行改造。


将“侠”与“义”连在一起，在理论上阐释最清楚的是唐代的李德裕。李德裕在《豪侠论》中说：“夫侠者，盖非常人也。虽然以诺许人，必以节义为本。义非侠不立，侠非义不成，难兼之矣。”（全唐文卷七九) ⑪ 可见，“义”是侠者行为正当性的标准，二者不可须臾分离。李德裕言 “侠义” 正突出了 “侠’，的伦理涵义，侠之为侠，全在于 “义” 字。因为“义”的融入才使“侠”的行为趋于合理化，使侠义精神成为一种正义感的体现。所以，《辞源》对 “侠” 的阐释是：“旧时指打抱不平，见义勇为的人。” 可以说，对侠者而言，其行为、观念要体现“义”，行侠即仗义。“义” 既是对“侠”的精神品格的概括，也是侠义小说最为显著的特征。将“侠”与“义”紧密相连，在创作上则是《三侠五义》。


四、“侠”“义”结合在《三侠五义冲的体现

把“侠义小说”作为一种类型看待是自鲁迅开始的。学术界关于《三侠五义》的评价，一方面充分肯定它的艺术价值，另一方面又对其“侠” 的依附官府 “为王前驱” 多有贬词，这种观点主要是沿袭了鲁迅先生的评价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评价《三侠五义》等小说时说：“凡此流著作，虽意在叙勇侠之事，游行村市，安良除暴，为国立功，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，而总领一切豪俊。”侠客们 “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，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。 ⑫ 在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中也说：“这等小说，大概是叙侠义之士，除盗反叛的事情，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，总领一切。” 我们认为，这些评价是有其历史原因的，当时正是思想革命的时代，倡导个性解放、人格独立，鲁迅先生正是从个体精神的角度，着眼于批判侠义小说表现出来的奴性。


但我们如果换个角度，从小说中“侠”的行为及其社会救助功能以及“侠”与“义”的结合等方面来考察，就不仅会追问：这“名臣大吏” 是否值得侠客们被 “总领” 而为之“前驱” ? 就《三侠五义》来看，回答无疑应该是肯定的，这就在于他们都举着“义’这面大旗。应该说，《三侠五义》所展现的现象是儒家的政治伦理以及市井平民的期盼，对传统的“侠”进行整合与改造的结果。我们认为《三侠五义》是“侠”和“义’结合的典范。

《三侠五义》之“侠”行侠仗义主要有两种模式：一为 “扶弱锄暴” 模式，一为“辅国锄奸” 模式。前者是纯粹的侠客个人的行侠仗义；后者是忠义交融，即为国又为民，往往在与清官的结合下仗义行侠。


先看“扶弱锄暴”模式。小说中的大侠在没有饭依清官之前，其行为都可归入这种模式。如双侠丁兆惠救含冤跳水自杀的周增。书中描写周增曾在自家茶馆门前救了因冻饿而昏倒的郑新，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与他为妻，没想到后来郑新竟将周老者赶出家门并霸占了茶楼，周老者“在本处仁和县将他告了一状，他又在县内打点了，反将小老儿打了二十大板，逐出境外。⑬（28回) 可见周老者也想走法律渠道，但不仅没能伸冤反而被打，这种现象正是社会现实的缩影。在这种情况下侠客出现了，丁兆惠不仅救了周老者，还从忘恩负义的小人郑新那里盗来银两，资助周老汉重新开了茶楼。（29回）其他像第三十七回白玉堂劫不仁以济贫，第四十回柳青会合韩彰等 “五义” 劫赃金千两等也属此类。除暴安良，行侠仗义正是侠客的基本操守。正如小说作者赞叹展昭白玉堂顺便去苗家集除恶时所说：“真是行侠仗义之人，到处随遇而安，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，只因见了不平之事，他便放不下，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，因此才不愧那个‘侠’字”。(《三侠五义》13回） 这些侠士形象更符合市民的口味，在黑暗的现实中，平民百姓不仅承受着贪官污吏额外的敲诈勒索，还遭受着地主恶霸、土豪劣绅的疯狂掠夺。作为弱势群体的下层民众就只能幻想靠侠士来帮他们“摆平”不平之事，所以说社会越有不公平现象，人们越渴望“侠”。侠义小说歌颂侠客惩奸锄恶、扶弱扬善、劫富济贫、施仁行义等行为，正体现了平民百姓的期盼心态。这一模式容易理解，不再过多阐述。


再看“辅国锄奸”模式。这种模式确如鲁迅所说“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，而总领一切豪俊” 仗义行侠，除暴安良。这种模式是不是就应该否定呢? 如果我们从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以及下层民众的期盼来讲，结论恰恰相反。

我们做些分析。一般情况下，人们的认识是“侠”与“法’是相对立的。实际上当“侠”与“义”结合时所产生的侠义精神，并不与法律相冲突。“侠义”张扬的是一种“利他、守信、平等”的精神，在本质上是引人向善的。另外，侠的产生很大程度是由于法制的不健全、司法的不公正。先有无法无天之事，后有侠客仗义之行。正如《七剑十三侠》开篇所说 “只是世上有三等极恶之人，王法治他不得。⑭ 第一等恶人是贪官污吏，第二等是势恶土豪，第三等是假仁假义之徒。可以说这正是侠义小说产生的背景。


那么，侠客为什么要和清官结合呢? 这就在于清官是人们所渴求的伸冤说理之人。《三侠五义》中作为“名臣大吏”的包拯，清正廉洁，勤政爱民。然而要秉公办案，替民伸冤，必然会触犯那些有权有势的奸贼债臣，以及依强欺弱的地主恶霸和各种邪恶势力。这就使清官很容易成为仇敌攻击的目标，甚至要搭上性命，《三侠五义》中有多处此类描写。所以，在客观上清官需要侠客的帮助，办起案来才得心应手；侠客借助清官，行侠仗义、斩恶诛暴的行动才更合情合法。于是小说描写了以包公为中心，围绕着三侠、五义等一批侠义之士，展开的铡贪官庞昱、除恶吏庞吉、郭槐、苗秀等，扫荡社会恶势力如恶霸马强、淫棍花冲等一系列斗争过程。由于邪恶势力的强大，无论是清官还是侠客单独行事都难于铲除他们。比如霸王庄的马强，“倚仗朝中总管马朝贤是他叔父，他便无所不为。他霸田占产，抢掠妇女。家中盖了个招贤馆，接纳各路英雄豪杰，因此无赖光棍投奔他家的不少。”（72回）不仅残害百姓，而且私拘太守，最后在清官与侠客的联手下才惩治了马强，这也说明只有清官与侠客的结合才能惩恶扬善。


就侠客与清官的相互倾慕来看，侠客是以 “义行’打动清官。作品写展昭数次搭救包公，包公感激道：“本阁屡得义士救护，何以酬报……从今后，务望义士常在开封，扶助一二……” 清官以清正廉洁的个人魅力征服侠客。展昭就说：“其中若非关碍着包相爷一番情意，弟早已的挂冠远隐了。" （29回）而白玉堂扮作金公子三试颜查散的情节，（33回）正是后文心高气傲的锦毛鼠甘心帮佐颜查散的基础。


侠客与清官联手惩恶扬善，将为国与为民结合在一起。如一百零一回描写襄阳王不仅是反叛朝廷，而且害民扰民，“自颜查散到任，接了呈子无数，全是告襄阳王的：也有霸占田亩的，也有抢夺妻女的，甚至有稚子弱女之家无故被搜罗入府，稚子排演优伶，弱女教授歌舞。黎民遭此残害，不一而足。”八十六回描写白玉堂蒋平辅助颜查散治水铲除水怪等都是如此。这里其实是将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与与平民期盼融为一体。正如一百回沈仲元所想 “我何不将计就计，也上襄阳投在奸王那里，看个动静。一来为朝廷出力报效，二来为百姓剪恶除奸，岂不大妙。” 一百零一回当智化感叹沈仲元的行为时，沈仲元说：“你我不能致君ze( ⊙o⊙ )民，止于借侠义二字，了却终身而已。” 都是明证。这样，侠助忠良不仅是平民百姓的一种美好愿望，也符合 “义” 对 “侠” 的规范。“名臣大吏” 的功能作用实际上已抽象成一面旗帜，使得旗帜下的众侠客们除奸救厄更加 “名正言顺” 。


这种模式实际上是由历史上的“豪门之侠”变异而来，围绕在包拯周围的侠客类似于 “战国四公子” 模式（班固《汉书。游侠传》也记载，汉初吴楚叛乱时，条侯周亚夫就曾请侠客剧孟参与平叛）； 围绕在襄阳王周围的类似于韩非所谓“以私剑养”的模式。“士为知己者死” 是侠客重 “义” 的表现，这里重要的是 “知己者” 的身份，如果 “知己者” 是千夫所指的恶人，不但毫无意义，且带来骂名。如《三侠五义》中的钟雄、邓车等都是为邪恶势力服务的，如不能醒悟，则和襄阳王一样受到正义的谴责。



总之，“侠”的概念最早见于《韩非子。五蠢》最早对“侠”进行全面阐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《史记。游侠列传》。将“侠”与“义”紧相结合，在理论上阐释最明确的是唐代李德裕的豪侠论；在小说创作上最典型的是《三侠五义》。《三侠五义》中侠客行侠仗义的两种模式，既与历史上的“侠”相关联又有所演变，而其最突出者则为“侠”与“义”的紧相结合。

参考文献:

① 陈奇献.韩非子 新校. 注 [M]上海 :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.

② 司马迁.史记 [M].北京: 中华书局，1959.

③ 班固.汉书 [M].北京:中华书局，1962

④ [ 清 ] 阮元校刻.十三经注疏 礼记 祭义第二十四 [M].北京:中华书局，1980.

⑤ [ 清 ] 阮元校刻.十三经注疏 ·礼记· 表记第三十二 [M] .北京:中华书局，1980.

⑥ [ 清 ] 阮元校刻.十三经注疏 ·礼记· 丧服四制第四十九 [M] .北京:中华书局，1980.

⑦ 杨伯峻.论语译 注 [M] .北京:中华书局，1980.

⑧ 杨伯峻.孟子译 注[M] .北京:中华书局，1960.

⑨ 张友鹤选注.唐宋传奇选.聂隐娘 [M] 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9.

⑩ [ 唐 ] 薛用弱撰.博异志集异记.贾人妻 [M] .北京:中华书局，1980.

⑪[ 清 ] 董语编.全唐文 [M] .北京:中华书局，1983.

⑫ 鲁迅.中国小说史略 [M] .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.

⑬ [ 清 ] 石玉昆.三侠五义. [M] 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.

⑭ 唐芸洲.七剑十三侠 [M] ..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88.